湯姆‧提勒曼(Tom Tillemans)教授訪談

湯姆‧提勒曼教授在【八萬四千 ‧ 佛典傳譯】創建的初期便開始擔任總編輯的職務,是84000翻譯工作創建功成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為佛典翻譯工作努力不懈了近十年的光陰,目前他已將職務全權交付給新任的總編輯。在他正式退休之際,我們特別請提勒曼教授分享他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並請教他關於跨越東西方哲學思想的種種難題、在其近期所譯經文中所發現的新哲學觀點,以及84000在翻譯上獨特的「三方面平衡」原則等相關的議題。

問:您學問廣博,所涉獵的知識領域涵蓋梵文、中文、藏傳佛教的因明學和認識論、中觀論、藏文民族文學以及藏文文法和詩詞。請教您對佛教和東方文化的興趣是如何形成的?

答:我最初學的是西方的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後來逐漸對亞洲的哲學思想產生興趣,尤其是佛教。我很快就意識到,有許多重要的哲學思想,都必須在懂得東方語言的基礎上才能開始了解。雖然我曾於1960年代末在加拿大跟阿肖克‧阿克盧卡(Ashok Aklujkar)教授學過一點梵文,我真正深入研讀的第一部佛教文本是依據法稱大師(西元6-7世紀)的論著而編寫的格魯派基礎邏輯學論。我於1970年代在印度和瑞士研讀這些文本,我的藏文也是透過學習這些文本學會的。我最初是從佛教認識論傳統的現量學(藏:tshad ma 梵:pramāṇa)開始的,因為我在其中看到很多適用於比較哲學(comparative philosophy)的思想,特別是覺得這些想法有助於更好地去理解邏輯和語言在理性思想上扮演的角色。我也對中觀感興趣,這是受藏族人的影響,也是受瑞士學者雅克‧梅(Jacques May)的影響。我從那時至今都一直認為,中觀是一種非常精密的寂靜主義(quietism),也是一種對於形而上學(metaphysics)的批判。

我在1975年去瑞士後繼續跟藏族人學習,尤其仁登格西(Geshe Rabten)等人,他們當中很多人都居住在德語區的難民社區裡。仁登格西是蘇黎世州力康(Rikon)縣一座小型藏族寺院的住持。後來他在洛桑市附近創建了一個更大的道場,在瑞士的法語區。我和我的同學們透過各種渠道認識了好幾位老一輩的藏族學者。

1980年代期間,我在洛桑、日內瓦以及日本進行了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學習了梵文、藏文及中文,也繼續鑽研哲學。我非常有幸師從於雅克‧梅教授以及桂紹隆(Shōryū Katsura)教授,他們兩位都花了很多很多年教我什麼是「比較歷史語文學」(historical-philological method),以及如何能將它與哲學研究結合。(研究東方哲學時若沒有以歷史和語言知識作為基礎,就很容易會出現過於膚淺的弊端。)

我一直都認為自己是個哲學家,但我也逐漸發覺文學和翻譯所提供的不同視角與理解方式也是很重要的。總之,語言、邏輯、形而上學、倫理學、宗教思想,這些都是重大的議題,不管你讀的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奎恩(Quine)、莊子、宗喀巴,還是法稱。這些都是思想的難題。至於這些問題是「東方」還是「西方」的,我倒覺得並不重要。

問:您有最喜歡的一部經嗎?

答:好幾年前,我研究了一部很特別的佛經,叫做《命終如何轉生經》。這部經包含了佛教對於生死的看法。此經的梵文版已遺失,經文沒有漢譯本,而藏文譯本用的是古老的翻譯語言,是第九世紀前還沒被修訂和標準化的翻譯。這的確是一部很特殊的佛經,因為讀起來更像是來自《丹珠爾》的論著,滿滿的都是論證。有趣的是,經文幾乎沒有為轉世做論證,不像法稱的《釋量論》那樣,但卻運用常識來駁斥印度最古老的吠陀經典中對於死後的概念。印度吠陀思想中,人死後會去到一個「死亡的世界」(閻摩世界,梵:yamaloka),有時稱作「天堂」(梵:svarga),與自己的祖先、朋友、親戚和族人重逢,並不會轉世。喪儀很重要,可確保亡者抵達此界並且保留所擁有的資產。這些想法並不僅僅是婆羅門哲學中所提倡的理論,也是被廣大的印度民眾所普遍接受的思想。這個概念在西方其實也很常見,你去墓園看的話,會發現有許多墓碑上刻著「我們仍會再相聚」。可以說,這部經體現出佛教、耆那教以及奧義書(Upaniṣad)所主張的「從生死中解脱」的新概念,和吠陀哲學中「死後永生」的舊概念之間有衝突,而這種新思潮的推進引發了印度思想上巨大的轉變,乃至後來也對整個亞洲地區產生深遠的影響。這部經的翻譯已發佈於84000的雲端藏經閣。

問: 您在2011年為什麼會決定加入84000呢?

答:我加入84000是因為那時(現在還是如此)有必要讓大家對佛教有一個全面性的理解,因此就必須將佛教的經典很好地翻譯出來。儘管人們會以各自不同方式去詮釋經文,但至少需要翻譯成大眾讀得懂的語言,讓他們可以親自研讀。從某個角度來說,作為譯者我們的工作就是在開啟一扇大門。佛教徒或修行者會認真虔誠地研讀這些經文,歷史學家可能會用這些經文去了解古印度,哲學家則可能會發現這些經文蘊含著跟他們的思想相關的想法和概念。我們出版的翻譯附有歷史簡介、註釋和詞彙表,有時還有對勘本。目的始終是要將有用的資料提供給讀者,而不是先入為主地告訴讀者該怎麼去解讀某部經典。

 

問:我們在思考84000所面臨的挑戰時,一般想到的是翻譯工作的挑戰,如何在確保精準度的同時,也保證不丟失文字本身的奧義和精華。做了近十年的總編輯後,您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答:宗薩欽哲仁波切曾說(我覺得他說得很對),我們需要維持三方面之間的平衡,像一個三腳架一樣:一個是學術界,一個是藏族群體,一個是西方和東方的佛教徒群體。如何在這三者之間取得平衡,是我們真正面臨的挑戰,同時也讓84000這個翻譯項目更有深度。

 

問:在您為84000工作的這些日子裡,有沒有某個最難忘的時刻?

答:我相信84000的同仁都知道我對佛教本身很友好,但我也是個獨立派人士。秋吉尼瑪仁波切曾在一次會議上說:「哎呀,別擔心,他就是個獨立派的。我們在藏地有很多像他這樣的人。」他的那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也讓我很感動。我覺得能夠容納不同的觀點,證明了一個組織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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