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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s from the Pali Canon and Qualities of the Buddha (detail). Thailand, late 18th century. Chester Beatty, Dublin (CBL Thi 1341). Public domain.
「請教譯者」是我們新推出的系專欄,由翻譯與編輯團隊的成員回覆讀者來信。無論您正在思索某個艱深的概念、對某段經文百思不解,或是讀到某處總覺得心裡過不去,都歡迎來信與我們分享:[email protected]。
如果您平時有讀經的習慣,或許已經發現,同一部經常常同時出現在巴利、漢、藏、梵等不同語言的藏經之中,也不免好奇:這些經典彙編彼此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隨著越來越多經典有了現代語譯,這個疑問只會更加深刻。這一次,有位讀者來信詢問許多修行人讀經時都曾想過的問題:各部佛教藏經之間有什麼關聯?同樣的經典是否會出現在不同的藏經裡?每一部經典從何而來?又有哪些經典曾在不同傳承之間流傳?

巴利文經典(五部尼柯耶,The Five Nkayas)是否收錄在《甘珠爾》中,並在藏傳佛教中被研讀?據我所知,漢文大藏經保存了與巴利尼柯耶相對應的《阿含經》,而且現在已經有英譯本可讀。我讀經是修持的一部分,也努力去理解經義。但我讀到的資料說,藏傳佛教所依循的並非上座部所保存的巴利文經典,而是根本說一切有部及其他早期部派的梵文傳承,《甘珠爾》中也沒有直接從巴利文譯成藏文的經典。能否請您釐清這一點?
Serkan Tuncay, 土耳其
感謝您的來信!能回答像您這樣聞思深入的修行人所提出的問題,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您的問題觸及了許多讀者心中的疑惑:各部佛教藏經彼此之間如何關聯?同樣的經典是否會出現在不同的藏經之中?謝謝您提出這個問題,也謝謝您如此用心地讀經。
讀經對於支持一個人的修行與對佛法的理解,能發揮重要的作用;然而,以藏文、漢文、梵文與巴利文所保存的佛典浩如煙海,難免令人望而生畏。再加上古代佛典有了越來越多易讀的現代譯本,要弄清楚各種文本彼此的關係、該如何用心研讀,確實不容易。

您問到巴利文經典、漢譯《阿含經》與《甘珠爾》所保存的藏文經典三者之間的關係,以及是否有巴利經典被譯成藏文並收入《甘珠爾》。簡單來說,答案是:有!《甘珠爾》中有幾部經典以及另外兩三部著作,很可能就是直接從巴利文翻譯而來的。以下我先提供一些背景,幫助您更清楚地了解《甘珠爾》所收錄的經典與巴利藏經、漢傳藏經之間的關係。
在佛陀住世期間,以及佛陀入滅後的最初幾個世紀,隨著佛法傳布,逐漸形成了數個僧團傳承,各自擁有一套經典彙編。從這些典籍今日留存的原文與譯本來看,各部派的彙編彼此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在內容、編排方式以及保存所用的語言上,也各有特色。有些僧團傳承,例如根本說一切有部,以梵文保存其經藏;另一些部派則使用各種所謂的「俗語」(Prakrit)傳承經藏。
「俗語」(Prakrit)與梵文的關係,就好比古義大利語或古西班牙語與拉丁文的關係。舉例來說,在斯里蘭卡興盛、後來遍傳東南亞的上座部,就是以一種名為「巴利語」的俗語保存其經藏;而盛行於印度次大陸西北部的法藏部與說一切有部,則使用其他俗語,例如犍陀羅語。重點在於:眾多佛教傳承以多種語言保存了一套共通的經典,之後再各自獨立發展。
這就帶出了漢譯經典與巴利藏經之間的關係。大約在西元四、五世紀譯成漢文的四部《阿含經》,內容大致對應巴利藏經四部主要的尼柯耶(相應部、增支部、長部與中部);但這些漢譯本很可能並非譯自上座部的巴利文本,而是譯自以其他俗語保存的其他部派經典彙編。例如,大致對應巴利《中部》的《中阿含經》,是由罽賓(喀什米爾)僧人瞿曇僧伽提婆與其譯經團隊於四世紀末譯成漢文。學者認為,這部譯本所依據的底本語言是一種俗語,且文本很可能出自說一切有部傳承。因此,巴利尼柯耶與漢譯《阿含經》之間大量重疊的內容,並非源於直接的翻譯關係,而是因為各部派的佛陀言教彙編本來就有許多共通之處。
巴利藏經的第五部尼柯耶是《小部》(Khuddaka Nikāya,意為「雜集」),收錄了其他許多重要典籍,例如《法句經》(Dhammapada)、《經集》(Suttanipāta)、《自說經》(Udāna)、《本生經》(Jātaka),以及其他各種散文與偈頌作品。其中有幾部也有漢譯本,但不太可能是直接從巴利文翻譯的。有人認為,編為《大正藏》第210號、早期漢譯的某個版本《法句經》,至少有部分譯自巴利文,不過這個假說也受到不少質疑。事實上,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古代漢譯經典中,沒有任何一部是直接從巴利文翻譯的。至少,已故的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教授在數年前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而他研究這批材料長達數十年。不過,學界對此問題仍有爭論。
無論如何,《甘珠爾》與《丹珠爾》中的藏譯經典大約始於八世紀末,那時漢地的主要譯經時期正接近尾聲。因此,儘管兩者有相當多的重疊,藏文大藏經中仍有許多未曾譯成漢文的典籍,反之亦然。四部《阿含經》就是一個例子:它們並未完整地譯成藏文,但其中某些個別經典有藏譯本,且很可能是根據梵文的對應版本翻譯的。另一個例子是《法集要頌》(Udānavarga,Toh 326),它與前面提到的《法句經》關係十分密切。雖然藏譯本並非直接譯自巴利文,但都能在巴利《法句經》及巴利藏經的其他典籍中找到對應的內容。84000的《法集要頌》英譯本由我擔任譯者,最近已經完成,預計在未來一年左右於「雲端藏經閣」上線。屆時,您可以透過我們的註釋,追溯其中許多與巴利經典對應之處。關於巴利、漢、藏、梵各語種佛教經典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還有很多可以探討;但藉上述的背景,這有助於理解《甘珠爾》中那少數幾部疑似直接譯自巴利文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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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紀初,備受敬重的藏族譯師、精通印度諸語言的學者尼瑪堅贊貝桑波(Nyima Gyaltsen Palsangpo),與來自斯里蘭卡的學問僧阿難陀室利(Ānandaśrī)合作,將十三部典籍(Toh 31–43)從巴利文譯成藏文。這十三部典籍成為最後一批收入《甘珠爾》的經典。其中有些,例如《轉法輪經》(Toh 31 Turning of the Wheel of Dharma )和《大吉祥經》(Toh 43 The Discourse on Great Auspiciousness),在《甘珠爾》中還有不同的版本,那些版本很可能是根據梵文對應本翻譯的。另一部分,例如《本生因緣》(Toh 32 The Setting for the Jātaka Tales),則是獨特巴利典籍的譯本,只見於《甘珠爾》的這個部分。雖然這批典籍的翻譯過程仍有許多未解之處,但這些譯本的存在本身,就證明了接觸過巴利佛教文獻的藏人,對這份遺產懷有濃厚的興趣。我們已經在「雲端藏經閣」發布了其中三部((Toh 37, 41與 42) i。
此外,我們最近也完成了另外七部的英譯(Toh 31、32、36、38、39、40 與 43),同樣由我擔任譯者,目前正在進行數位出版的準備工作。其餘三部的翻譯也正在進行中。
——大衛(David Fiordalis),84000研究編輯暨譯者
Anālayo(無著比丘).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jjhima-nikāya. 2 vols. Taiwan: 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法鼓文化), 2011.
Nattier, Jan(那體慧). "On Two Previously Unidentified Verses in Zhi Qian's Hybrid Dharmapada."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RIRIAB) 26 (2023): 215–52.
Willemen, Charles(魏查理). "An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ravāda Pāli?" The Indi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22 (2023): 227–36.

大衛・菲奧達利斯對亞洲,尤其是南亞和喜馬拉雅地區的宗教、文化和歷史有著強烈濃厚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