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與翻譯，都是修行

學修並重，知行合一

無論學習佛法還是藏文，我都是在仁波切的加持與悉心指導下起步的。仁波切總勉勵我：要做一個「學修並重」的人。這些年來我真的很幸運，因為我身邊都不缺學修兼備的好榜樣，他們各有風采，卻同樣具備深厚的學養，同時把佛法真正融進了自己的生命。

佛門向來講聞、思、修三學，而我的上師們無一例外，都叮囑我三者要合而為一，缺一不可。因此，無論做學術研究，還是翻譯經論與開示，我都試著以佛法學習者的身分去面對。工作中的每一次學習，我都盡量讓它成為一道門，那是一道學習與禪修融會貫通的門，好讓這個過程貫徹「對治煩惱，轉化自心」。

這套傳統的學習方式，放在當代的佛學研究與翻譯工作中，同樣受用。研究本是翻譯的前提，因為沒讀懂的東西，根本譯不出來。它不止利益學者或譯者；閱讀他們作品的人，也同樣蒙受其益。

治學，即是修行

在修行框架中學佛，學習會變得立體、有層次。寫佛學論著時，這種更深、更廣的投入，能讓學者真正吃透題目，也就更能把領會寫進著作。這樣一來，所做的學問自有一種深度。

我認為，既然我研讀的是佛典，就該認真看待佛典與上師們的教誨。聞思修這套次第，在無數經論與開示中一再出現，意思再清楚不過：學習從來不是目的本身。佛學傳統告訴我們，學法是為了生起理解，再加以思惟，最後透過禪修融入親身的體驗。法不是拿來「知道」、在腦子裡「弄懂」的事情。光是知道，確實幫不上什麼忙；腦子里的認知與理解，轉化不了一個人的心性。唯有把法放進心裡、融入經驗，改變才會發生。

佛教傳承中有不少譬喻，說的正是學而不修的過患。聽了法卻不內化為自己的體驗，就像河底的石頭：在水裡泡了千百年，敲開來，裡頭還是乾的。身邊法教再多，不放進心裡，也是枉然。法教的全部用意，就在融入體驗、轉化我們。另一個譬喻更直白：只在知識上學法而不融入身心，好比坐在大河大湖邊，卻活活渴死。所需的一切就在眼前，只是沒用在它該用的地方。

研讀佛典時學修合一，也意味著對修學傳統保持一份開放。有人擔心這會妨礙所謂「客觀」的研究；其實這恰恰相反，學修合一打開了理解的大門。在修行中治學，讓我們對修持傳統理解得更深，所做的學問也因此變得更深刻。

翻譯，也是修行

治學的原則，多半也適用於翻譯。譯者若親自修持所譯的內容，或至少在修持上下過功夫，讀原文時往往更能看出門道，理解得更透，也就譯得更好。這一點適用於各類佛教文獻、禪修指引及其註釋類的修持典籍，自不待言。義理論著也是如此，它們同樣要透過修持融入體驗，放回修持的脈絡裡自然更好理解。就連佛教史籍、傳記等敘事文學，也是用來教化的：讓我們看見大修行人如何走過一生，為自己的修行帶來啟發與指引。既然佛典大體都是為修行而寫，一位自己在修行、也努力把法義活進生命裡的譯者，或許更能直接觸及其中的內涵，也就順理成章。

把翻譯當作修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發心。做任何事，發心都會左右結果；翻譯尤其如此。動筆之時，若是想藉所學轉化自己，想讓讀者真正得益，乃至想讓經中智慧在這個世間更易親近，以此利益一切眾生；這樣的發心，會為譯文注入某種東西；少了它，那份東西就不在。我相信，以真誠利他之心譯出的文字，更能打動讀者。

就我自己的經驗，在修行中翻譯、守住利他的發心、讓修持融入翻譯過程，譯文確實會不一樣，而且更好。我想這讓文字與意義更容易被讀者理解，因此把禪修的那份開闊與清新帶進翻譯，筆下的字句便具有別樣的質感，我認識幾位認真禪修的譯者，他們的譯作，尤其是禪修指引，總有一種特別的味道，讀來更容易與內容相應，觸動也更深。

以修行之發心做翻譯，還有一個面向與我慢有關。上師們不知對我說過多少次：「我慢之鐵球，功德水不留。」（注：原文為「On the ball of pride the water of good qualities cannot remain.」）要真正被佛法轉化，就得放下我慢；只要心裡至少惦著這個目標，翻譯也會更得力，因為人會傾向開放，而非自我封閉。這樣一來，才學得到東西。從所讀的經典學，從上師學，從其他譯者學。學無止境，譯者也就日進一步。

我有幸不只做筆譯，也擔任口譯。對我來說，口譯的場合，不僅上師在座，滿堂聞法的人也在，這幾乎讓人不得不以修行之心進入翻譯。為秋吉尼瑪仁波切口譯時更是如此。仁波切本身就是法的化現，他一在場，自然把所有人帶進修行的氛圍。無論哪一種場合，我口譯的過程都和上座禪修一模一樣：先調整發心，念誦祈請文，然後安住於修持，最後以迴向作結。我很確定，用上座的框架來進行一場翻譯，讓我成為更好的譯者。這樣的修持，確實為我帶來一份開放與自在，也幫我拆掉一些可能在不知不覺間築起的牆。那些牆，會擋在我與上師的話語之間，讓我譯不清楚。

‍古代譯師的啟示

歷史上，佛典翻譯本來就是在修行的脈絡中進行的。讀博士時，我曾追查藏文大藏經裡幾部《密集金剛》（Guhyasamāja）續典的譯者。我一方面細讀譯跋，即典籍末尾的簡短題記，譯者在此署名，有時也交代所據底本、翻譯經過與地點，另一方面，我也在翻閱記述佛法由印度傳入西藏的藏文史籍。結果發現，在譯跋中留名的譯者，往往也以傳法者、傳承持有者的身分出現在史籍裡。換句話說，這些譯者也護持著他們所譯經典的修持法脈。佛法傳入新文化時，傳承持有者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暫且按下；單就「譯者修持所譯之法」而言，歷史上的先例清清楚楚。

到了今天，學院內外同樣不乏身為修行人的譯者。前面說過，對我個人而言，這些修行人譯出的典籍自有一股力量，我相信這與譯者本身的修持有關。在秋吉尼瑪仁波切的道場擔任譯者，我身邊始終有譯筆精到，同時也是認真的修行人。他們是我的榜樣，正是他們鼓舞我，盡力承續這個傳統：在修法之中做翻譯。

以譯為修，自身所得

集修行人和譯者於一身，我自己獲益良多。做口譯，聽聞了大量開示；做筆譯，花許多時間細讀佛典。就此而言，擔任譯者讓我有機會深入聞思。擔任譯者另有一層好處：它不只是學習，更是先把法內化、再清楚表達出來的過程。這個過程把法帶到很深的地方，因此也可以是通往體驗的一道深門。口譯時我發現，有時是上師說出某句話的當下特別受觸動；有時卻是自己把它譯出口的那一刻，才真正被擊中。有時，正是說出來這個動作，讓一句法語真正落進心裡。擔任譯者也是服務佛法、承事上師的機會，讓更多人得聞法教。從佛法的角度看，這表示我們做好本分的同時就在積聚福德，因為這本身就是一份禮物，一份加持。

學修並重，融會貫通

最後，做一個學修並重的人，究竟是什麼意思？那作為學修並重的譯者，又意味著什麼呢？把研究和翻譯真正與修行融會貫通，又有什麼意義呢？

當我們以修行之心學佛，努力把身為學生、學者的所學帶進自己的修持，我認為最要緊的，是以利他的發心為先導，並對真正的自我轉化保持開放。聞、思、修合為一體，轉化便自然發生。翻譯也是一樣。讓頭腦接收到的東西慢慢往下滲，沈澱心中；向更好的改變敞開；讓翻譯在能轉化人心的修持中發生——這對我們自己、對我們作為譯者，都有利益。而這又回過頭來利益我們的研究與譯作，讓寫出、譯出的東西，對每一位與之結緣的人，都有更深、更清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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