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用並改編已出版的譯作

84000的編輯部主任約翰∙康提(John Canti)與大家分享他在重新編譯《維摩詰所說經》時所面臨的挑戰。康提認為:「我們的工作是要改編羅伯特∙瑟曼原有的翻譯,讓它符合84000的格式和整體的翻譯方針,這篇譯文才不會顯得與其他經典格格不入。同時我們也要避免做出太大的改變,以免破壞了原有翻譯的特質。」


約翰∙康提在2009年的「佛陀言教之譯」研討會上發言。
攝影: John Solomon

專訪:約翰∙康提

84000之前所進行的翻譯工作大部分都是從未被翻譯成英文的經典。但是這一次是重新編譯一部早已被翻譯過的經文,您的感想是什麼?

當然,重新編譯一部早已出版發行的經典譯著,與初次翻譯經典是完全不同的。改編後的經文在內容上與原著沒有太大的不同。我們的工作是要改編羅伯特∙瑟曼原有的翻譯,讓它符合84000的格式和整體的翻譯方針,這篇譯文才不會顯得與其他經典格格不入。同時我們也要避免做出太大的改變,以免破壞了原有翻譯的特質。此外,我們還需要參考另一部最近出現的梵文版經典,它是在瑟曼的譯著出版很久以後才被發現的。

在這次編譯中,您也有參考宗薩欽哲仁波切對這部經典的注釋,這對您詮釋以及編譯這部經有什麼影響?

在我們的編譯工作幾乎快要完成的時候,我們才看到仁波切的注釋,事實上幾乎沒有什麼需要變動的。仁波切的注釋為這部經典提供了文化背景,讓現代人更容易貼近原文經典的風格,但是我認為在重新編譯時還是要盡量地回到經文本身;無論如何,我們都希望盡可能地不去改變瑟曼翻譯的特質。

為什麼84000決定要翻譯這部《維摩詰所說經》?這部經為什麼這麼重要?

這部經非常吸引人而且容易閱讀,它圍繞著一個有趣的故事,包含了許多意義深遠的訊息。當然,重要的經典還有很多,而且有很多不為人知的經典,我們還不了解其重要性。這正是我們早些年所著手解決的事情。現存的翻譯作品的確對我們幫助很大,毫無疑問在這個項目初期,我們非常歡迎瑟曼提供的譯著。

雖然《甘珠爾》內還有很多重要的經典,而且也有許多尚不為人知曉的重要經典,但是這一部《維摩詰所說經》很明顯地應該是我們工作初期的首選。因為這部經已有現存的非常優質的翻譯,而且在84000成立初期,原譯者瑟曼已經表示願意將他的譯作給予我們,我們當然非常樂意接受。

然而從那時開始,我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終於把經文發布在線上,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要確保沒有違背原著在1976年出版的版權。雖然互聯網上有很多的盜版在流傳,但是我們發布的這部經典是合法且是仔細審核編譯過的,有更多的背景資訊,希望可以提供給讀者一個更好的版本。

《維摩詰所說經》在佛學院的經典學習中佔有重要地位,您認為原因是什麼呢?

的確如此,幾個世紀以來,這部經在中國似乎相當盛行,然而在藏地卻很少有人研習。它在藏文的佛學論著中很少被引用,不像其他那些重要的大乘經典那樣普遍。我認為造成這些不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的一個原因是,除了幾個顯著的特例之外,一般藏族人都沒有正式深入地研習整部《甘珠爾》。另一個可能是中國的讀者比較能夠接受在家學佛的居士學者。

然而在藏地,維摩詰居士及其在經文中的開示並非全然不為人所知。讓我個人特別感興趣的是,在我的上師甘珠爾仁波切(Kangyur Rinpoche)所發掘的一部伏藏法的前行中,維摩詰居士在皈依境中是大乘菩薩眾中的首位。

您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關於這部經典,人們最記得的就是維摩詰這個在家居士,如何的讓佛陀的許多弟子難堪。無論是聲聞還是菩薩,雖然他們被認為是最為傑出的佛法修行者,但是維摩詰仍能指出他們所疏忽的佛法中最深的含義。他無情地批判聲聞乘弟子,只對菩薩們略微尊敬些,但是毫無疑問地,我們都能感受到他的見地遠遠地超越他們。只有文殊菩薩能夠與他進行真正平等的對話,在他們的談論當中,無論是出家或在家,是否遵循一般的規矩來修行等等,都不是重點。

然而,正如仁波切所評論的,這部經典裡還包含了許多內容。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在我們的這個世界,釋迦牟尼佛教導我們如何修行,從出離輪迴以及理解我們如何為自己製造痛苦開始;在另一個佛土,有佛以香說法;還有其他佛土以光、美、衣袍、食物、水、化身、虛空、沈默和許多其他的方法來說法。

由於我們目光短淺、心胸狹隘,因此我想我們必須接受,對我們來說最有益處的修道方式,都需要我們付出相當大的努力。然而,這部經以生動活潑的方式提醒我們,佛法的究竟意義遠遠超越了我們所能有的任何想法,也超越了任何我們所期望能得到的結果,這樣的提醒能夠讓我們得到一些解放。


約翰∙康提是位佛教修行者、譯者和醫生。當他在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醫學的時候,開始接觸到佛法的老師,並且在他們的指導下開始修行。1972年,他遇到了敦珠仁波切,隨後又遇到康楚仁波切和頂果欽哲仁波切,這三位老師後來成為他主要的上師。他是一位合格的醫生,在倫敦和劍橋的醫院看診的同時,也開始接受外科手術的培訓。但在七十年代後期,由於對醫學學術環境的憧憬破滅,他搬到尼泊爾東部兩個幾乎沒有醫療服務的偏遠山區,去推動建立結核病防治計劃。

幾年後,在1980年他把握了一次殊勝的機會,得以在敦珠仁波切、頂果欽哲仁波切、貝瑪旺嘉仁波切和紐修堪仁波切的座下接受指導,於法國多爾多涅進行長期閉關。經過連續兩次三年的閉關之後,他和他同期閉關的一些朋友受到上師的啟發,發願要將藏傳佛教的重要教法翻譯出來,以方便西方人士學習。於是他們成立了蓮師翻譯小組(Padmakara Translation Group),目前他是該小組的總負責人。

他曾在敦珠仁波切圓寂前幾年擔任仁波切的醫生,隨後並在印度、尼泊爾,和歐洲等地協助其他喇嘛和修行人的醫療保健,同時也照顧在多爾多涅進行三年閉關的修行者。

目前他仍然待在多爾多涅繼續他蓮師翻譯小組的翻譯工作,多年來他也一直擔任參劄基金會(Tsadra Foundation)的研究員,仍在翻譯由米龐仁波切註釋的《寶性論》。2009年起,新成立的84000邀請他擔任編輯部主任,自此他以84000的職務工作為他的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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